1989年我剛大學畢業一年，在某大兒童書出版社工作，
這出版社後來成為三中商旗下一員、歸中聯辦管轄。
當年，這兒童出版社已是紅色背景，但營運自由。
八九學運前，五月底，一如廣大市民般對學運熱心支援，
捐款等等義不容辭。
及至六四鎮壓，也參與了全港大罷工。
那一年，悲涼卻全港同心，
我第一次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凝聚力。
六四屠城之後，公司上下都在影印報章新聞，
公司主管把全公司擁有的中國地址列印出來，
要把真相寄回國內。
期間我也把新聞報導影印，寄到身在德國的一個大學同學。
她是越南華僑，投奔怒海獲德國貨輪救起，成為德國公民，
取得公費赴台交換生，於是我們成為同學。
她收到我寄去的新聞報導大驚，著我以後不要再寄這些東西給她，
也著我快快把它燒毁！
我理解她經歷過共產政權的管治，也許那惶恐久久揮之不去。
但，正正因為如此，你如今身處西方民主德國，
人生安全無虞，已經不是求你為正義發聲，
才不過接收真相，也惶恐如此，
更惶論希望你向絕望中的人伸出援手！
華人特性，是否就是必然如此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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